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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8086是我们今天所有IBMPC处理器的祖宗,但是,当时连英特尔自己也没有预测到它的重用性。当时英特尔公司对8086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市场定位,只是想尽可能多地促销。IBM只不过是英特尔当时众多大大小小的客户之一。1981年,IBM为了短平快地搞出PC,也懒得自己设计处理器,拿来英特尔的8086就直接用上了。这一下子,英特尔一举成名。1982年,英特尔搞出了和8086完全兼容的第二代PC处理器80286,用在了IBMPC/AT上。由于IBM无法阻止别人造兼容机,随着1985年康柏(Compaq)造出了世界上第一台IBMPC的兼容机,兼容机厂商就像雨后春笋般在全世界冒了出来。这些兼容机硬件不径相同,但是为了和IBMPC兼容,处理器都得是英特尔公司的。下图是整个个人电脑工业的生态链。最后补充一点,除了红杉风投和KPCB,日本的软银集团(SoftBank)是亚洲最著名的风投公司,它成功地投资了雅虎和阿里巴巴,并且控股日本雅虎。IDG虽然在美国没有太大的名气,但是它最早进入中国市场,在中国反而比红杉风投和KPCB成功。1983年,乔布斯说服了百事可乐公司的总裁斯库利(JohnSculley)到苹果出任CEO。斯库利以前在百事可乐工作了十几年,并成功地推广了百事可乐的品牌。以前,人们普遍认为可口可乐就是比其它的可乐好喝。斯库利发现大家有先入之见,他采用了双盲对比评测—发给大量测试者两瓶没有标签的可乐。结果更多的人认为百事好喝,斯库利打赢了市场之战。乔布斯请他来为苹果开拓市场,并负责苹果日常工作,自己则退出第一线专注于麦金托什的技术。如果说斯库利是统筹全局的宰相,乔布斯则是运筹帷幄的元帅。幸运飞艇计划并入康柏后,惠普并没有得到想象中的康柏加惠普的市场份额,在市场份额最低的2002-2003年,它而只勉强维持了康柏原有的份额。在商业史上,类似的事情时常发生,两个在竞争中处于劣势的公司合并后,不仅没有得到累加的市场份额,而且只达到两者合并前少的那份。原因很简单,在竞争中处于劣势的公司必定有它经营管理的问题。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解决,合并后问题会翻倍,在竞争中会更加处于劣势,从而进一步丢失市场份额。这就好比几块煤放在一起是一堆煤,而不是能发亮的钻石。菲奥丽娜领导下的惠普公司本来已经问题多多,再加上一个问题更多的康柏,成堆的问题早已超出了她的能力所能处理的。本来,菲奥莉娜应该集中精力解决内部的问题,如果她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的话。但是,好大喜功的她选择了一条急功近利的道路一下走进的死胡同。菲奥莉娜在她的自传中为这次合并进行了长篇的辩解,并且攻击休伊特家族和帕克特家族,并怪罪媒体。但是民众并没有买账,事实上愤怒的股民在合并后的几天就把她告上了法庭。

幸运飞艇计划到九十年代初,摩托罗拉在移动通信、数字信号处理和计算机处理器三个领域都是世界上技术最强的player。更难能可贵的是,它的产品声誉极好。我最早接触摩托罗拉的产品是在八十年代末,一些海关的朋友向我介绍他们的摩托罗拉对讲机。那些对讲机可以在钢铁包围的大货轮货舱里和岸上的同事通话,这是任何其他同类产品做不到的。1990年,摩托罗拉的营业额超过一百亿美元,在IT公司中仅次于IBM和AT&T。如果摩托罗拉能通吃三大市场,它无疑将是今天世界上最大的IT公司。即使它能垄断其中一个,也是一个巨无霸的公司。很遗憾,它一个也没做好,这个通信革命的领导者被自己掀起的技术浪潮淘汰了。原因何在呢?应该讲,虽然IBM最先研制出今天通用的个人电脑,但是在从八十年代开始的信息革命中,IBM不情愿地成为了落伍者。同时,一个新的霸主微软横空出世。到八十年代末,由于微机性能每十八个月就翻一番,微机慢慢开始胜任以前一些必须要大型机才能做的工作。这样,微机开始危及到大型机的市场。IBM出现了严重的亏损,有史以来第一次开始大规模裁员。这段时期,是IBM历史上最艰难的时期。当时有人猜测IBM是否会倒闭。从MCI和Sprint带来的销售额增长几乎是一次性的。华尔街在预测朗讯盈利时,已经把这笔收入计算进去了。朗讯的股票要继续增长,它的销售额和利润就必须不断超过华尔街的预期。(注:一般来讲,一个公司当前的股价,已经反映了当前和几年后的盈利能力。如果想让股价快速增长,公司的盈利就必须高于大家的预期)朗讯其实根本做不到这一点。为了能支撑得住一个高股价,朗讯走了一步后来被证明是败笔的险棋。在互联网泡沫时代,有无数的中小公司在兴起、大公司在膨胀,朗讯决定“促销”它的电信设备。具体做法是由朗讯借钱给各公司来买朗讯的设备。只要设备运出朗讯,它就在每季度财务报表中,计入销售额。如果仔细读它的财报,人们可以发现朗讯总有一笔很大的"应收款项",这笔钱其实从未进到朗讯公司。到了两千年互联网泡沫破裂后,借钱买设备的公司统统倒闭,朗讯的这笔"应收款项"一下子变成了净亏损。2001年,朗讯公司不得不关闭贝尔实验室的几乎全部研究部门。只是象征性的留下了一两个实验室,以保住贝尔实验室这块招牌。这次裁员,使得世界上很多一流的科学家失业。朗讯由苟延残喘了几年终于被法国的阿尔卡特并购。并购时的市值还不到1996年上市时的水平,只有它自己峰值时的二十分之一。今天,贝尔实验室的牌子还在,只是联系地址已经到了法国。

风险投资基金(VentureCapitalFunds)主要有两个来源:机构(Institutes)和非常有钱的个人。比如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的基金会就属于前者。当然,为了让投资者放心,风险投资公司自己也会拿出些钱一起投资。亚洲制造的影响不仅仅在于限制利润率,而且还在于亚洲公司参与制定商业模式和游戏规则。如果没有佳能和爱普生等亚洲的竞争者,惠普或许还有可能采用吉列的商业模式一劳永逸地挣钱。现在,它不仅要和日本公司面对面的竞争,去挣打印机本身那点蝇头小利,而且一劳永逸挣墨盒钱的财路也被断了。为了抵消亚洲制造的冲击,欧美公司十分鼓励和支持代加工即OEM似的亚洲制造,这样可以降低它们的成本,但是会千方百计阻挠亚洲公司打自己的品牌,因为这样会对它们产生威胁。可以这样讲,美国公司很喜欢OEM大王郭台铭,不太喜欢松下幸之助和华为的任正非。任何一个公司的创办都离不开资金。传统上创业资金的合法来源只有两种渠道:一种是靠积累(比如继承遗产或者是自己多年的积蓄),第二种是靠借贷(比如从家人、亲戚和朋友那里凑钱,或者从银行抵押贷款)。如果要求创业者将自己一辈子的积蓄全部拿出来创业,很多人可能会知难而退,更何况最喜欢创业的年轻人恰恰是积蓄最少的群体。从银行贷款必须要有财产可抵押,对于有房子的人来讲最值钱的就是房子,但是房子一旦抵押出去很可能赎不回来,自己便无家可归了,而且不是人人都有房子可抵押。因此,年轻人要通过这两种传统的方法获得创业资金很不容易。这样,资金就成了创业的瓶颈。在很多国家,包括几乎整个欧洲,很少能看到新的公司兴起,原因就是没有人愿意提供创业的资金。幸运飞艇计划十三年前,我最早上网时用的是一个2.4千波特率(Kbps)的调制解调器。两年后,我的一个同学,中国最早的互联网公司东方网景的创始人送了我一个当时最新的14.4Kbps的调制解调器,我马上感觉速度快多了。由于我们今天数字电话传输率本身限制在64Kbps,因此调制解调器的传输率最多到56Kbps,所以到1995年,我的几个同事就预言用电话线上网速度超不过这个极限。如果停留在用传统的方法对调制解调器提速,确实要不了几年摩尔定理就不适用了。但是到了九十年代,出现了DSL技术,可以将电话线上的数据传输速度提高近二百倍。DSL技术虽然最早由贝尔核心实验室发表,但真正把它变为实用技术的是斯坦福大学的约翰?查菲教授。查菲教授三十几岁就成为了IEEE的资深会员(Fellow),刚四十岁就成为了美国工程院院士。1991年,他带着自己的几个学生,办起了一家做DSL的小公司Amati。1997年,他把Amati公司以四亿美元的高价卖给了德州仪器(TI)。这是硅谷新技术公司典型的成功案例。在调制解调器发展的量变阶段,就不会有Amati这样的小公司出现,即使出现了,也无法和德州仪器竞争。但是,一旦调制解调器速度接近原有的极限时,能够突破这个极限的新兴公司就有机会登上历史的舞台。

IBM从它开始做计算机起,基本上遵循性能优先与价格和集中式服务的原则。高性能的,服务于多用户的主机一直是IBM硬件制造的重点,直到近十年来才略有转变。IBM的许多大型机,成为了计算机系统结构设计的经典之作,而且生命期特别长,有点像波音公司的客机。其中最著名的有六十年代的IBM360/370系列和七八十年代的IBM4300系列。当时的售价都在百万美元以上,而性能还不如现在一台个人电脑。但是,这些计算机的设计思想,仍然是计算机设计者的必修内容。首先,创始人很重要。任何梦想家都不足以成事,因为所有的成功者都是实干家。看过《三国演义》的人都知道,书中有两类聪明人,一类是曹操、司马懿那样的领袖人物,另一类是出点子的谋臣,像郭嘉、诸葛亮。办公司需要的是前一种人。创业者还必须精力过人,因为他们必须能熬得住几年每天在简陋的车库里工作16-20小时的苦日子。他们又必须是多面手,因为在创业初期他们必须干所有的脏活。著名的语音技术公司Nuance的共同创始人麦克.科恩(MikeCohen)博士跟我讲,创业是一件极麻烦的事,创办一家公司的初期,小到安装一个传真机这种杂事都得自己干。成功的创业者必须有一个小而精的好团队,里面每个人都得不计较个人得失,同甘共苦,否则成则争功,败则互相推诿。在技术上,他们必须有自己的金刚钻,他们的技术必须是不容易被别人学会和模仿的。如果看到雅虎挣钱,就去搞网站,那基本上可以肯定是要失败的-但是,太阳公司通过Java实现跨操作系统平台的梦想至今没有实现。用华尔街的话讲,就是Java是赔钱赚吆喝。赚到吆喝后怎么挣钱,太阳公司至今不知道。我接触过太阳公司的很多人,他们大多抱怨Java这种免费的东西无法挣钱。我觉得主要还是看人,设想如果Java当初掌握在盖茨手里,他一定能玩出无数的名堂。作为世界上最大、最成功的风险投资公司。KPCB依然保守着“礼贤下士”的好传统。KPCB的合伙人,包括多尔本人,经常去斯坦福大学的“投资角”参加研讨会。多尔本人对年轻的创业者保证,他一定会读这些创业者写给他的创业计划书和Email,虽然他可能没有时间一一回复。KPCB对创业者的要求和红杉风投差不多,要找KPCB的准备工作也和找红杉风投相似,我们就不再赘述了。中国是KPCB在美国本土外唯一有办公室的国家,它在北京和上海设有分部,联系地址是:

在我们熟知的微机领域,微软无疑是老大,苹果是老二(当然,现在的苹果和斯库利时代不同了,它已经不完全是计算机公司了)。微软控制着微机的操作系统,于是几乎所有的软件硬件开发商都必须跟在微软的后面开发应用产品,因此微软的地位就相当于猴王。苹果有时能够挑战一下微软,把自己的市场占有率提高一两个百分点,但是,总的来讲它在微机领域一直受微软的打压。剩下来的公司,不仅很难挑战微软的霸主地位,和苹果也差得很远,因此要么替微软赚吆喝,比如各种小的兼容机公司;要么就避开微软闷头挣自己的小钱,比如应用软件开发商Adobe、Intuit和赛门铁克等,日子也过得下去。在欧洲人行动的同时,美国人并没有闲着,他们似乎比欧洲人更努力。整个欧洲只搞出一个标准,而只有欧洲人口三分之一的美国居然搞出了三个数字通信的标准,其中两个和GSM一样是基于TDMA的标准,而第三个是很先进的码分多址CDMA标准。(以后有功夫再介绍CDMA,这里就不赘述了。)结果就不用说了,美国注定在第二代移动通信标准上注定失败。太阳公司名称的由来很多人不知道,它其实是斯坦福大学校园网(StanfordUniversityNetwork)的首字母缩写。当安迪.贝克托森AndyBechtolsheim(我们以后介绍Google时还会提到他)还是斯坦福大学研究生时,他设计出一种“三个百万”的小型图形计算机,称作图形工作站(GraphicWorkStation)。这“三个百万”是指每秒一百万次的运算速度(现在微机的万分之一)、一百万字节的内存(今天PC的千分之一)和一百万象素的图形显示器(比今天的微机显示器低、比手机高)。但是,这在当时已经是很先进的了。贝克托森采用了摩托罗拉68000处理器,并用了一种当时很先进的内存管理器芯片来支持虚拟内存。和一般微机不同,网络功能是其必选项。贝克托森开发出原型机Sun-1后,便于1982年和斯科特.马可尼里(ScottMcNealy)等斯坦福毕业生从学校出来创办了太阳公司。马可尼里担任了公司的CEO,直到两年前退休。半年后,公司便盈利了。这是我知道的最快实现盈利的科技公司。四年后的1986年,太阳公司在纳斯达克挂牌上市,当时的股票代号是SUNW,即太阳工作站的缩写,而不是今天的JAVA。在IT领域内部转基因尚且如此之难,从非IT领域进入IT领域更是难上加难。我们现在很好理解为什么通用汽车公司始终摆脱不掉“发展汽车工业”这一个固定的思维模式了。虽然在八十年代通用汽车进入电子和通信领域后已经有了一个很好的布局,却不可避免地陷入自己给自己套的紧箍咒,无法自拔。

三十年来,苹果公司经历了从波峰到低谷再回到浪尖之巅的过程。它的兴衰和它创始人的沉浮完全重合。从苹果公司诞生到它开发出麦金托什,可以认为是它的第一个发展期,麦金托什的出现,使得它领先于微软而站在了浪尖上。中间的近二十年,苹果到了几乎被人遗忘的地步。好在它像艺术家一般的创新的灵魂未死,并且在它的创始人再次归来之后,得到再生和升华。乔布斯送给年轻人两句话,永远渴望、大智若愚(StayHungry.StayFoolish),愿与诸君共勉。我认为,总的来讲,英特尔并没有想彻底把AMD打死。因为留着AMD对它利大于弊。首先,它避免了反垄断的很多麻烦。今天AMD的股值只有英特尔的5%,后者靠手中的现金就足以买下前者。但是,英特尔不能这么做,否则会有反垄断的大麻烦。其次,留着AMD这个对手对英特尔自身的技术进步有好处。柳宗元在他的“敌戒”一文中指出,“秦有六国,兢兢以强;六国既除,訑訑乃亡”。这条规律对于英特尔也适用。英特尔从1979年至今,将处理器速度,(如果以小数运算速度来衡量),提高了二十五万倍。如果没有诸多竞争对手的话,它是做不到这一点的。现在它的主要对手只有AMD了,从激励自己的角度讲也许要留着它,毕竟,AMD在技术上不象当年的摩托罗拉和IBM那么让英特尔头疼。流传着这么一个玩笑,英特尔的人一天遇到了AMD的同行,便说,你们新的处理器什么时候才能做出来,等你们做出来了,我们才会有新的事做。幸运飞艇计划太阳和微软之争已经成为了历史。其中的经验教训却值得科技公司总结。太阳公司首先输在人上(或者说人才体制上)。马可尼里有心打造一个跨平台的系统控制企业级的网络,但是太阳公司从上到下的执行力不足以完成这一历史使命。马可尼里绝不是庸才,但也不是天才。在马可尼里领导下的太阳公司效率之低在硅谷公司中是有了名的。太阳公司不缺乏英才,但是它平庸而大锅饭式的管理实际上是在进行劣胜优汰。太阳公司很多人离开后都比在太阳干得出色得多,其中包括Google的CEO施密特和Juniper的共同创始人BjornLiencres以及Google早期很多资深的工程师。在太阳公司担任过副总裁的Google前副第一总裁罗森-韦恩讲,在人才竞争中最厉害的一招是从对手那里挖到好的人,而同时必须让它把那些低于平均水平的人全留下来。不幸的是太阳公司自己替对手做到了这一点。太阳公司的很多人居然以加入微软为荣,这足以说明了太阳公司在管理上的问题。当大量杰出人才离开、同时公司业绩大幅下滑时,马可尼里没有果断地大量裁员。他总给自己一个借口,我们好不容易招到这么多人(在网络泡沫时代,找工程师是很难的),如果现在裁掉冗员,万一市场好起来,我从哪里去招人。事实上,马可尼里担心的“万一”永远没有出现。虽然后来随着美国经济的复苏,太阳公司的业务有所好转,但是至今没有回到它2001财政年度(2000年7月到2001年6月)的水平(183亿美元的营业额)。而且,世界对信息科技行业的需求发生了变化,马可尼里储备的那些人才(很多是硬件和系统的人才)的知识结构已经过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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